浮云路 From Fuyun Rd

我在江阴的一个山村开口说话，那门外婆话我只记得零碎的几个词了。接回上海，举家说的却是语音专家的祖母一心推广的普通话。上小学的一个小乐子就是在“推广普通话”标语下乘老师不在意和同学说上两句上海话。仍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去北京，那里的亲戚诚挚地问某句话用上海话怎么说，我怎么也说不全、说不利落，换一句，还是会有不肯定的词。而我的普通话，换在二十年前，祖母眼都懒得从报纸上抬起：“你的南方口音！带你出去我都丢人。”其实撑点京腔，对我并不难，这个功夫用在“看拼音写汉字”上绰绰有余，可每天字正腔圆对小朋友说话，这这这，多生分、多没劲啊。

小学五年级开始上英文课，学的语音我在十多年后知道该叫received pronunciation。回家开口读课文，祖父开腔——他觉得我读的音和他在新英格兰听惯的不太一样；祖母还是鄙夷——和她从小和美国南方来的家庭教师学的那口相距更远。于是我到家就闭嘴。英文课上，老师倒是教了普通话是Mandarin，原来的意思是满洲官话，回家对祖母学舌，老人家来了一节反殖民反封建课——总之，她讨厌用Mandarin对普通话，她说用拼音拼putonghua就成，或者，倒不如用个拉丁文片语lingua franca解释。

我就这么在沪语汪洋中祖母一意拓出的普通话飞地中安静地委屈地读完了中学。对极标准的普通话的语音记忆日后在大学期间让我安度在北京的实习光阴——“人要知道你是上海人，还不杀了你。”那时候京沪对峙仍在盛期，女老板听我说话恍惚起来就要来上这么一句。出租司机常说的是：你个北京孩子，在上海读书，也真够可怜的。对这些感慨，我不说话就是了。也在那个时候，在北京任教的姑姑教了我"native"，我脱口造句“我是上海土著”，轮到上海长大的姑姑一愣。差不多十年之后，我在伦敦碰到一位上海姐姐，很惊讶她在华埠的餐馆里从容地用广东话点菜——“我是广东人的第四代”。我想，要概括我的家庭语音飞地影响，大概可以在“上海土著”后加一句“北京出生的人的第三代”——祖母出生的东城区金鱼胡同，早已在一轮轮的旧城改造中消失了。

英语。因为求学在英格兰，当年在家开不了口的那套语音终于登堂入室，可以大方地发声了。倒是见多识广的制片人友人当头棒喝：你哪儿学的60岁人说的英文？在下埋身书海，又不耐酒吧的幽光，没什么社交，和我说话最多的就是教授大人，的确留心学他说话的样儿，至于他有没有60岁，不知道。这口英文，在学界或许是正面的，换了年轻人的场合，未免过于隆重、过于（假)正经了——这口英格兰话，还是和我在上海要南方化的普通话、在家里不能说的上海话一样，人地抵牾，格格不入。

北岛说，汉语是他随身的行囊。汉语是他认同的家园。我不知道在他那么多年的辗转游历中，他说过多少种语言，那些语言，或许一层层披裹在汉语行囊之外，貌似存在，并不近身，轻轻一碰，就散开了。我的语言认同比不得诗人的专注深情，倒是觉得，能说的三种话：上海话、普通话和英格兰话，带出了由近及远、由小而大的三个交流圈——普通话是中国大陆的通用语，英格兰话碰巧是更大疆域里的一种普通话——语言的边界，大概也是我的世界的边界。可这三种话里，只有未经课堂正音、难于诉诸书面的上海话有莼鲈之思，有唇齿之亲，虽然我开口说的机会那么少——有的时候我想，会的三种话或许更像由内及外的三件衣裳，上海话，就是最贴身、最柔软的那一件吧。